罗奇：帕奎奥还不认识戈洛夫金

而股票的信用交易与银行信贷交易有很大不同。

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交易的附属环节。的句式四处可见，评论员们的悲愤无奈溢于言表，中国官员的公车消费尤其被作为反面教材与校车之殇两相对比。

但这种难得的平静还是在周六被打破了，因为一则来自外交部网站上的稿件：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但当他决定为一件具体的公愤事件出言辩护时，就必须明白，又到了他付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代价的时候了。于是，艾未未的强大号召能力再次得到证明，根据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公布的手机截图，他们收到了来自海外的大批骚扰短信以及辱骂电话。而胡总编更是在微博中写道，没有人不同情那些因校车死去的孩子们，那些认为自己的同情心比别人更多的人，是道德自大或者装孙子。不仅在自家报纸征订中确定广告语为加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胡锡进更决定在警告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贯特色之余，于周三、周四发表社评，分别题为《客观剖析中国社会的痛苦感》、《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

根据记录，这篇标明来自华声在线网站、明确要求北京警方停止对闫某的拘留，并向闫某道歉的文章，不仅赞同郑也夫警方不应该介入的观点，更是直接以高级五毛称呼吴法天：众所周知，‘五毛喜欢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而有‘高级五毛之称的吴丹红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扰乱公众的视听，与主流公众舆论对抗。周日，外交部已经决定适应找茬，刊有捐车消息的网页链接失效。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

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终身收入的差异仅略低于年收入的差异。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

政府提供明确或隐性担保时，保费的制定应尽可能地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通过与相关产业协商。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可现实是，这两种社会流动都很少见。政府表现出一个代表资本主义、而不是某些人脉尤其广的资本家的立场，也有助于缓解不平等。无论今后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复苏，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就出现的种种趋势都将伴随我们很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

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999年至2001年）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2009年至2010年） 译者/王柯伦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而根据现有的最权威信息，以全球标准衡量，美国的代际社会流动现在并不好，很可能是第一次不再呈现改善势头。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

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

即使是这个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对一般美国人的处境有所美化，因为无法找到工作或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

此次政策的转向能否成为内地股市向好的契机？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利率比美国要高。自2010年1月以来，中国央行已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21.5%的高位。美国环球通视公司(IHS Global Insight)上周发布了一份题为《要泄洪了？──中国开始切实放松政策》(And now the deluge?- China starts loosening policy in earnest)的报告。

这表明，至少在短期内市场将围绕货币宽松主题运行。过去，达比总是率先强调内地货币政策变化会对股市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没有出来政策变动的官方消息，但流入中国的热钱正在外逃的迹象给了当局调整存款准备金的新空间。对于这一趋势可做如下解读：一方面，以前在一定程度受人民币升值和房产价格上涨预期的影响，资金曾流入中国内地。

由于资本账户封闭，中国与全球市场相对绝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忽视中国经济和股市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要和通胀作斗争。达比认为还有其它因素支撑内地股市。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抑制通胀并不是特别有效，但从推出时间上看，却无疑是和股市令人失望的表现相一致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第三季度增加的外汇储备规模较第二季度缩小了509亿美元。

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政策转变的确凿证据，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利好。他们说，上周的初步下调动作表明政策倾向开始明显转移，预计今年底左右当局可能会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整体下调。

早在2009年达比就曾强调国内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实际上是中国版的量化宽松，这一政策在试图提高资产价格的同时有可能提振股市。银行持有存款准备金的成本日益上升：这部分资金带给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6%，但银行付给储户的存款基准利率为3.5%，二者息差为负。

这确实导致内地股市在短期内飙升。避免欧元崩溃所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